这其中，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堪称典范。2020年，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；2021年，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今年是中国提出建立中国-东盟命运共同体、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10周年。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跳出了西方此前主导的单级秩序，成功避免了零和博弈带来的两败俱伤。
展望未来，中国与东盟还能在哪些领域深化合作？这类合作会对当今国际秩序、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、探索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新模式产生哪些影响？观察者网采访了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、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先生。
【采访/观察者网 郭涵】
我再举一反三，自2020年以来，全球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。当许多国家陷入水深火热的状态时，美国曾主导建立、作为“领头羊”的全球治理体系，有没有提供任何领导？我看到的是整个治理体系几乎陷入瘫痪状态。
不管是抗疫相关的知识还是物资，美国都没有积极主动地站出来提供。反倒是中国，当时全球第一个经历疫情的国家，在第一时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最需要的防疫物资，包括疫苗等，缓解了许多国家当时面对的压力。
所以我认为，当前所谓的全球治理体系，包括金融、公共卫生等领域，全球南方国家根本就没有话语权，往往陷于被动，同时还得听命于美国和一些所谓居于全球领导地位的西方国家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心生不满，是必然的。其实大家都在摸索，能否走出一条新的道路？这并不为过。我认为不应该将这种尝试看成是“洪水猛兽”。
问题的核心是，欧美国家为什么要搞逆全球化？明明他们过去都在积极参与全球分工，巴不得能够从新兴国家榨取劳动力、掠夺资源，使之成为西方国家产业外包的主要供应国。可当新冠疫情来临时，欧美国家才蓦然发现供应链都不在本国，再加上国内的失业率越来越高，民怨四起、选票流失。
面对这些情况，欧美政府肯定要甩锅、找替罪羊，第一个要找的，当然首推具备全产业供应链的中国。说白了，欧美的逆全球化其实跟地缘政治脱不了干系。在欧美的影响下，许多国家也紧跟风向，纷纷掀起了一股经济民粹主义，而且日趋成为各自国内的政治主流。这一点实在令我们担心。
整体来说，东盟10国的发展水平不一，经济形态不尽相同，同时也存在同质竞争。毕竟这几个国家具有同样的气候、物产等，自然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。但其积极面是，东盟具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。1967年五个东南亚国家最初组建东盟，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，基于政治上抱团的共同利益而成的。走到今天，东盟最大的利益公约数却演变成经济合作，尽管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合作组织。
经历过这次新冠疫情的考验，我们看到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产业有飞跃性发展，相当耀眼。相信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会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产业，可供深耕。即便是传统基建，由于泛亚铁路的东南亚段还没有完成，相信这仍会有一定的需求空间。此外，中国和东盟还可以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，比如公共卫生领域，尤其是防疫物资和疫苗的生产和研发。
有一点令我感受良深的体验是，发展中国家不能永远作为别国产品的倾销市场。这不意味我们不需要外国产品，但重点是要打造本国的原创品牌。我认为这是中国可以参与给力的。现在大家都在热议发展数字经济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跨境电商。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有很成熟的产业链，各种各样的程序apps应用琳琅滿目。这些产品登陆东南亚市场，在商言商，当然无可厚非。
另一方面，我认为中国企业能不能考虑，基于他们成熟的技术，与中国周边比较弱小的经济体，和当地的本土大学、科研机构等进行研发合作，给他们的自主研发“扶一把”。
当然，我理解知识产权问题的考量。可另一方面，比如说中国和马来西亚，可不可以考虑在某个领域，以中国技术为主导，带动马来西亚本国的研发，并将联合研发的产品，以一个接地气的本土名字命名。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需要坚持“中国制造”“made
in China”来开拓海外市场。你可以选择在马来西亚当地生产，但大家都知道它的技术来自哪里，是典型的“powered by
China”——“中国智造”。我认为以“中国智造”为基础，提携周边国家的自主研发能力，会有其积极意义。它既缩短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周期，也方便打造持久的合作共赢关系。这是我个人在了解东南亚民情的基础上，一个大胆的建议。
东南亚国家需要发展自己的数字经济，需要数字经济的基建，而不仅只是传统的铁路桥基建。其次，这些年我们开始研究推动海洋经济或蓝色经济，它注重的是可持续性开发。绿色经济，全球三大热带雨林之一的婆罗洲，就在东南亚。谈到绿色经济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碳交易，虽然目前在东南亚还相当冷门，许多人缺乏深度理解，但我认为这方面的发展是大势所趋。
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领域，中国都有成熟的产能技术和经验；而东盟许多国家，目前在这些方面仍处于有待开发的初始阶段，短板比想象的还要多。当务之急是应该考虑双方如何架起合作的桥梁。
就如何共同开发蓝色经济，我以南海的捕捞业为例。马来西亚、印尼的捕捞业比中国差得远，我们最显著的短板就是造船业不行，达不到国际规格。我自己也做过一些调研，东盟国家的捕捞业在一些地区还缺乏配套冷链技术，捕捞的鱼获没办法妥善加工，结果只能腌制咸鱼。这就是现在的情况。
再看当地渔民的生产工具简陋，人均收入极低，这使得他们无法摆脱贫穷。其实造船业和食品加工业等，中国都具备有充分的资金和技术，是不是可以考虑过来投资这些相关产业？
现在各方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RCEP），也许澳大利亚那些个国家的态度不冷不热，但东盟对RCEP是真诚欢迎的。中国在促进区域贸易这方面做的风风火火，我们应该考虑把RCEP这样的框架利用好。
对中国来说，东北亚的日韩市场当然很重要，但是在今天，不管是基于政治、外交方面的考虑，还是经济上的布局，我认为东南亚这市场板块值得深耕。当然中方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的人文概况，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，做好在地研究。
当然，在发展势头好的同时，我们有必要居安思危。今年是中国-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十周年，但这个概念离开真正落实，还得加一把劲。我认为建设命运共同体，不能仅靠经贸合作，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，它有必要同时兼顾政治、安全、人文社会等好几个维度的合作。
其实2015年，东盟就已提出一个2025东盟愿景（2025 ASEAN
Vision），它涵盖我前面提到的几个领域，其中就包括政治安全等。时至今日，我认为中国-东盟的经贸合作已经成绩斐然，在其它领域的对接、合作，必须迎头赶上。前不久出台的“全球安全倡议”（Global
Security Initiative）就是一个例子。这类应对全球治理挑战的公共产品，东盟是喜闻乐见的，值得有序推进。
在政治互信领域，我认为不能仅仅看双边官员互访的次数。元首外交的互动频率，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却不足于全面反映双方的互信程度。我们事实上正在面对美国挑起的大国竞争，美国老是要对中国借题发挥，并在中国周边地区见缝插针，这对中国-东盟之间的政治互信是一个考验，也是隐患，必须正视。
同样，我们要承认南海问题的存在。这些年来，《南海各方行为准则》的谈判进程非常缓慢是不争的事实。这问题总要有必须解决的一天，否则就一直是个隐患。如果说还不能彻底解决，那么至少也不要扩大打击面，我认为这对中国的睦邻外交是很重要的。
此外，双方应该加强社会、人文层面的互动交流，这方面不能仅仅着眼于观光游客的互访人次。民间团体的交流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。我希望看到双方更多非政府组织加强交流合作，并使之常态化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社会生态不一样。东盟国家的人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，还是绕不开当地和国际的主流媒体，它直接塑造当地民众对特定国家的观感。在这方面，中国有必要争取主动，发挥更大的软实力，努力开拓国际话语权的空间。
目前中国与东盟在维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上，可在经贸领域继续加油鼓劲。政治方面，中国近期一再强调，要让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为真正的无核区，不受核武器扩散的威胁，这些在政治层面都是对中国加分的。所以下一步努力的关键，就是要深入民间，争取东南亚民意的好感，真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，把它塑造成一个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好典范、好样板。当然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有各自的区域性差异，所以东盟模式只适合做个参考，不一定可以全盘复制。
坦白说，你问这些国家，到底相不相信美国人会为他们出兵？不会的。大家都见识过当年美军如何狼狈撤出西贡，年前又在喀布尔再度上演，其实这些国家都心中有数，他们所谓的“对冲外交”（hedging
diplomacy）战略，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两头下注”，但这最终不是一个出路。
我最近在中国境内媒体发表的文章，曾提及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。我们乐见中国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和解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外交胜利，也是全球安全倡议的积极实践。这个倡议凸显的并不是搞抱团式的军事联盟，而是在斡旋分歧矛盾之余，也兼顾非传统安全的关切，比如现在全人类面临的粮食危机、气候异常、能源危机，甚至是跨国犯罪等问题。我认为中国和东盟可以争取在这些领域铺好合作基础，循序渐进，让东盟国家在合作中有获得感，这样的推进方式我觉得可行。
在东南亚，不管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还是泰国、菲律宾，这些国家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是因国而异的，不能简单地以中国大陆的同等水平来要求。比如中国职场有“996”文化，在马来西亚这儿恐怕当地人就吃不消。
对出海的企业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尊重当地与你本国的差异，必须要走进当地社会、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，而不是仅仅通过文字交流和沟通。其次，应该要有胆识启用当地的人才，当然中国外派的人才大多很优秀能干，但他们到了一个新环境，是不是都能接地气、立即展现出组织生产和管理的能力？这个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很多企业领导层，可能只是从转移产能、利润成本的角度考虑投资东南亚；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，因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体制、社会生态不同，尤其是碰上法律争端，这边的专业服务标准，包括律师、会计和工程等等各行各业，跟国内都存在一定差异。所以不能机械地把国内的整个作业、经营模式照搬过去，这样很容易出乱子。
我觉得企业投资一个国家，应该重视当地的专业服务，跟当地搭建好桥梁，甚至大胆用人，入乡随俗；而且要尊重在地的法律，尊重双方语言、文化和生活习惯各方面的差异，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